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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3页）

在这一篇序言中，我首先介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然后介绍他的著作。

饶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研究范围极广，儒、释、道皆有所涉猎，常发过去学者未发之覆。

我在这里提出来了一个大家所熟知、而实践者则不算太多的观点，这就是：&ot;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故步自封，抱残守阙，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

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

&ot;饶先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我借用了先师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一段话：&ot;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ot;这三目是：&ot;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ot;&ot;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ot;&ot;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ot;我这一篇序言主要就是根据寅恪先生提出之三点，来叙述了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

14?《在杭州印度两大史诗讨论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

15?《外国文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特色》

这一篇论文不算太长，但是代表了我在八十年代前对外国文学研究，对文学批评，对美学，对文艺理论的看法。

我主张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有中国特色。

要想做到这一步，至少应该有三个前提或者基础：第一，必须突出理论研究;第二，必须在方法论上努力求新;第三，必须实行拿来主义，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以我为主。

世界上，文艺理论能成为体系的只有四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美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

中国文艺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一套专门名词，有许多不同的学说。

我写道：&ot;这些术语和理论对中国的专家来说，一看就懂，也确能体会其中含义;但是要他用比较精确的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往往说不出。

这些术语给人一个印象，一个极其生动的印象，这是好的。

要把这个印象加以分析，说说清楚，则力不从心，说不出来。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之处。

&ot;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来，我在当时仍然被西方的&ot;分析&ot;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而不能自拔。

我现在认为，我现在终于&ot;拔&ot;出来了。

）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几段中，我讲到当今世界上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体系，&ot;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ot;。

对这些文艺理论体系，我们必须随时加以注意，努力去理解;但千万不要被它们绑在战车上，拾人牙慧。

这个意思，一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