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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2页）

真是&ot;自然灾害&ot;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

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

我在德国挨过5年的饿，&ot;曾经沧海难为水&ot;，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ot;左&ot;到不能再&ot;左&ot;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ot;左&ot;。

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一个彭德怀。

他上了&ot;万言书&ot;，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

于是一场反&ot;左&ot;变为反右。

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

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

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ot;运动健将&ot;，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

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

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ot;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ot;的前奏曲。

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ot;反动思想&ot;：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ot;统治&ot;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ot;文化大革命&ot;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

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

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

时隔31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

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143节：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1）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ot;文化大革命&ot;的钟声。

所谓&ot;三家村&ot;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

这立即被我的一位&ot;高足&ot;牢记在心。

后来在&ot;文革&ot;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