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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无忌（第3页）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

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

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

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

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

与“和谐”

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

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

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

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

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

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

《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

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

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

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

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

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

，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

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

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

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