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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逃往河西（第1页）

“甘肃文史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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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统率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

四个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共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的雄壮强大兵力，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市后，从7月12日起全面向西安以西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歼灭性总进攻。

扶（风）眉（眉县）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王治岐4个军、4.3万余人，迫使胡宗南残兵败将窜逃秦岭以南，王治岐129军、周嘉彬120军、黄祖勋91军遭受重创后，各率残部狼狈逃入甘肃。

这一战扫清了解放大军西进的道路。

7月28日，在陕甘交界的固关镇，一举歼灭马步芳骑兵等14旅3700余人后，解放大军即长驱直入甘肃省境。

7月30日及8月3日，相继解放了甘肃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

解放军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甘肃省会——兰州市。

兰州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由于解放军大军压境，受战局影响极大。

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兰州警备司令部的士兵荷枪实弹，充斥大街小巷、家庭院落、商号餐馆、戏院旅店，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以搜查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为名，大肆抢掠财物；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更是嚣张跋扈，配合马步芳军警残害革命志士。

他们将西北重镇兰州城，弄得满城风云，硝烟笼罩，抓兵拉夫，催粮逼款，金城上下，鸡犬不宁。

国民党政权在甘肃的统治中心兰州市，其残局已岌岌不可终日。

国民党中央驻兰州的党、政、军、甘肃省参议会等机关，银行、报社、钱庄、富商以及官僚、军阀、大资本家、地主豪绅，均已纷纷席卷金银细软，扶老携幼，都向陇南武都、河西及青海西宁一带出逃。

兰州顿时呈现慌乱，仿佛一座空城。

一、应变会议

1949年4月28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奉国民党国民**“代总统”

李宗仁调令，离开兰州赴南京转北平，作为以国民党**首席代表参加和平谈判。

6月18日，国民**行政院派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原系副长官，7月28日真除为长官）。

6月，在全省人民的反对谴责声中，甘肃省**主席（系副长官）郭寄峤悄然离兰，飞赴重庆。

省**主席由秘书长丁宜中代拆代行。

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以摧枯拉朽、翻江倒海之势，向甘肃腹地大举全面逼进，迫使胡宗南残部潜逃秦岭、汉中，马继援部败退兰州，马鸿逵部龟缩宁夏。

马步芳尚作垂死挣扎，集中全力企图在兰州负隅顽抗，他提出“保卫大西北，保卫家乡，保卫宗教，破产保产，拼命保命”

五保口号，并以其嫡系部队第82军、第129军、新编骑兵军、新编步兵军共4军、下辖12个师及甘肃、青海地方保安团队，在兰州东岗镇、马家山、窦家山、沈家岭、狗娃（牙）山一线拉伕运料，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全力以赴地布署所谓“保卫兰州”

战役。

甘肃省**代主席丁宜中深感泰山压顶，黔驴技穷，妄图支持“山欲雨而风满楼”

的穷途末日残破局面，于7月下旬在省**后花园“船亭”

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应变”

扩大会议，就省**迁往何处的问题作了专题讨论。

与会者就省**迁往陇南、洮岷、武都一带还是迁往河西走廊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演至脸红耳赤，拍桌子甩茶杯僵持局面。

席间，国民党中央军派系军长周嘉彬、黄祖勋及甘肃党、政领导人代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地政局长何让、社会处长于衡达、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等人力主迁往河西。

理由是西北有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在前面拼命保卫他们的老巢；河西又有中央军集结，必要时可退入新疆转印度赴广东，最后退入台湾。

以地方军人和三青团派系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东路游击司令鲁大昌、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保安副司令王孔安及南方籍官员吕宗祐、刘望苏、王籍田等人坚持迁往武都，理由是洮岷、武都一带，储备丰富，地方兵力集中，地势险要，可以据守。

必要时可退四川转向西南，最后赴广东去台湾。

唯地方士绅、文人如杨思、张维、范振绪、水梓、慕寿祺、魏鸿发、裴建凖等人，则沉默寡言，持观望态度，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马步芳派长官公署政工处处长上官业佑以“借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