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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2页）

编《胡适文存》时，又收了进来。

第三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李给胡的一封信，或者说是以信的方式写的一篇文章，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编《胡适文存》时也收了进来。

第四篇是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第五篇是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

前一篇是反驳蓝志先和李大钊的，后一篇是谈输入学理的方法的。

为什么在自己的文集里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为附录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这是因为这场讨论是朋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当初发表时，就是这么初论、再论、三论、四论排下来，若不将蓝志先和李大钊的文章一并排在正文里，胡适的三论和四论就莫名其妙了。

说理的严密，分寸的恰切，语气的肯定，这三个特点，在驳论文章中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现。

说到这里，顺便看看当年胡适和李大钊是怎样辩论的。

李大钊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后来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后人就以为他们之间的争论多么的对立，多么的尖锐，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一来当时共产党还没成立，李大钊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也只是从学理上研究，还未到实施的阶段，二来李大钊一直是敬重胡适的，他只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和胡适商榷，并非是怎样的疾言厉色。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县老家写的，一开始就说，他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的那篇论文，发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

李大钊和胡适商榷的问题共四个，在第一个问题中李大钊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

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

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

（《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62页）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引用了上面这段话，接下来说：

胡适的文风（5）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

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更偏重平等；在英国更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

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ldo;临症须知&rdo;；开药方的时候，可能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ldo;验方新编&rdo;。

不然，我们只记得几句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ldo;会&rdo;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ldo;庸医杀人&rdo;的大罪了。

（《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页）即使我们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李大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反驳，无论是论证的充分，说理的严密，态度的诚恳，与语气的肯定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