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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

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

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干出最漂亮的事业。

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

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

不过，变中也有不变。

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

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

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

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七启蒙或躁动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

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

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

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

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

于是，彼呼此应，

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

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

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ldo;文化：中国与世界&rdo;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

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

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

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ldo;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rdo;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

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

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

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

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

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

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

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

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