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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我的指导教师贾泽林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比我大十岁，性格开朗，充满活力，待我如兄长一般亲切，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在同学中，当时与我私交最密的是苏国勋和王润生。

苏是我的同专业师兄，对我也十分爱护，爱护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器重。

王比我小十岁，也从广西考来，头脑清楚，处事自信沉着，我们的气质和理念都很不同，他信奉功利主义伦理学，我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但我们在一起始终坦诚而愉快。

三人性探讨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

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

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考到北京去，我相信专业本身是限制不了我的。

然而，真考上了，我在苏联哲学方面总不能一点事不做。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老帐。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有一个德波林，是哲学界的头面人物。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发动对他的批判，定性为&ldo;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rdo;，把他

打下去了。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最凶猛的打手米丁取代了他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成为斯大林的头号御用哲学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批判了德波林的观点，因此，在中国理论界，德波林也一直被看作一个反面人物。

我研究了德波林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精通黑格尔哲学，并且相当认真地做着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

相反，读了批判他的那些资料，我发现完全是一派胡言，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论探讨，只有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审判。

德波林本人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缺乏个性和创造性。

引起我关注的是，这场批判开了恶劣的先例，用领导人定调子和中央做决议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用大批判取代学术讨论，彻底取消了学术的独立地位。

于是，我决定为德波林翻案，写了《正确评价德波林》一文。

在文章中，除了为德波林的一些受批判的理论观点辩护外，我主要强调了这场批判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对我国的影响，其中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

1979年9月，研究生院举办第一次学术交流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上述观点，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刊《未定稿》1980年第5期上，接着收在一本《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中。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也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心里是很高兴的。

从第二学年起，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解苏联当代哲学的动态，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书籍。

因为仍然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因为苏联人的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我一点儿不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

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毕竟敏锐得多，探讨也深入得多。

我一向对人的问题感兴趣，并深感国内这方面研究仍阻力重重，因此，便陆续写了一些综合介绍苏联人研究情况的文章，也翻译了一些相关资料，在刊物上发表，算是向国人提供借鉴。

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编写贾老师主持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承担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最后的统稿工作。

此外，我还参与了苏联哲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工作，直到毕业后两三年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