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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直捣产烟基地（第2页）

如城口县仁和乡，90%的农民全靠以烟换粮维持生活，如果政府不给价，全部没收，至少会有农民会因此而断炊，有些地方会因此而引起一定的混乱状态，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如果采取低价收购的办法，一些持有烟毒者，又势必会追求高利，隐售地下，还可能引起群众错觉，认为种烟仍然有利可图，从而继续偷种。

这种做法有收兑之名，而无收兑之实，会使政府法令变成一纸空文，降低政府威信，其利弊相较，此法亦不妥。

西康地区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方法，他们想采取国民政府的旧办法，征收种烟者50％的罚金以解决财政困难，中央没有采纳。

西南军政委员会把上述情况上报中央，政务院最终决定采取只征公粮，不收烟捐的政策。

中央还特别规定，严禁以鸦片抵缴公粮，对因禁烟造成困难的农民，当地政府要给予适当的救济；对于种植粮食缺乏种子的农户，政府要发放玉米、小麦种子，鼓励改种。

随着政府严禁烟毒政策的施行，烟毒的销售渠道受堵，烟土无法外运，烟毒价格大跌，农民见种烟无利可图，而且连吃饭都成问题，逐渐开始弃烟种粮。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这项工作开展的很早，在春播初期，他们即和各地人民政府开始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

农村水利处在川东、川南、川西3个区共推广11?4万余斤改良水稻种子。

川东行署还规定农村干部必须挤出时间无偿帮助农民生产。

为保证农民利益，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1950年夏不派公粮任务。

是年9月，川东行署根据秋粮上市后，粮价普跌的情况，决定国营粮食牌价只降10％，全区粮食季节差价维持在20%以内。

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稳中有长，涪陵县1949年粮食产量为16?8万吨，1950年为17?2万吨，比1949年增长2?15％，弃烟种粮后的农民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种问题，是在发展生产和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中逐步解决的。

凉山地区是彝民聚集的地区，在禁种问题上，当地政府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们把禁种地区归纳为三类：

1、交际河一带，汉民无土地，租彝民地种植罂粟历史较长，采取不问不管态度；

2、金阳沿江地区，汉民租耕彝民土地，彝民叫种罂粟不敢不种，否则即被夺佃。

这类地区应依靠少数民族上层做好工作，不能采取硬性办法，但对汉民要加强教育；

3、普格地区，汉民租种彝民土地或彝民租种汉民土地，种烟是彝民主动，应从做上层工作入手，限制汉民种植罂粟。

此外，当地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烟时，还结合生产救灾同时进行。

1950年到1951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虫灾、旱灾，各级政府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采取以生产自救为主，救济为辅的方针，鼓励农民改种罂粟为种粮食。

1951年，政府向另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茂县发放贷粮、救济粮，并对积极改种粮食的行动给予表彰。

茂县黑虎乡1950年有一半耕地种植罂粟，1951年底已基本未种罂粟而种植粮食，获得政府赠给“烟地变粮田，黑虎是模范”

的奖旗，坚定民众禁种罂粟的决心。

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种植技术的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

有了政策和法制的保障，各地的禁种工作卓越有成效。

大部分农民自动铲除烟苗，一些农民自发组成禁烟小组，深入检查，铲除烟苗。

川北平武县旧堡乡自发举行大清山运动，参加自卫队的乡民铲除烟苗151处。

到1951年底，四川大多数地区已基本禁种。

就是川南的雷波、马边、峨边，川东的秀山、黔江、城口等过去种烟极多的地区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基本无种植。

西康省的农民积极拥护禁烟，大部分群众主动铲除烟苗，将种烟的田地改种小麦、菜籽、洋芋和豌豆等农作物。

但至1951年春耕时期，政府仍发现有偷种现象，这些偷种者都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偏僻深山地带的个别区乡。

土改结束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汉族地区农民主动不再种植罂粟，使禁种效果得以巩固。

到1951年下半年，禁种工作进展迅速，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地禁烟的震动，加之烟土价跌，也纷纷改种粮食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