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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第3页）

最吸引我的是胡小老板说的那句话：我想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

我跟胡好说的副刊方案，重点是抗战文艺。

胡好当时就说好，应该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真的是这么去做的，我真的想把《星座》副刊办成抗战的一个文艺据点，把全国一大批作家团结在抗战事业的周围。

胡好看好我还真的是有道理有眼光的，我的名气还真的是有不小的号召力。

有不少着名作家和诗人投稿给我，比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红。

可惜的是这些事情做得并不是那么顺畅。

岂止是不顺畅。

简直是难得很。

那时美国还没有对日本宣战，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害怕得罪了日本人，给日本人打到香港来一个理由，港英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不定期给各报编辑下文。

好几次，还要我们修改，并发表修正声明。

我没有理他们。

于是，我受到香港警察署的传唤。

那洋警长还对我发出了口头警告。

回到报社，我对同仁们说：现在还没有亡国，就尝到了亡国的滋味；要是真的做了亡国奴，这寄人篱下的生活，还怎么过？没想到，我这番牢骚后来帮到了我。

在一些人污蔑我投敌的时候，有同仁站出来复述了我的议论。

年底，我收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重庆发来的信，邀请我参加该协会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

楼适夷也为此专程来了香港，找我谈了几次。

只是分会成立时，当局提出异议，分会不得不改名为留港会员通讯处，连全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都没有放在牌子上。

分会选出理事会九名干事，即理事，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八位是许地山、楼适夷、欧阳予倩、叶灵凤、刘思慕、蔡楚生、陈衡哲、陆丹林。

我和叶君健担任分会研究部西洋文学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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