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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然而，&ldo;神圣的好奇心&rdo;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

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

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

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

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

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做好奇心的最大敌人。

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是奇迹。

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

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

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

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

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

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作系统的探究。

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

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

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

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

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作仔细审查。

因此，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

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

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ldo;德行之知&rdo;。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ldo;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rdo;），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

苏格拉底所主张的&ldo;知识即德行&rdo;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ldo;德行即知识&rdo;。

由于把知识本身看做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

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