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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兵制（第2页）

所以有如《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古无称当兵的人为兵的，寓兵于农，如何能释为兵农合一呢？江永《群经补义》中有一段，驳正此说。

他举《管子》的参国伍鄙，参国，即所谓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和高子、国子，各帅五乡。

伍鄙，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乃所以处农人（所引《管子》，见《小匡篇》）。

又引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见《左传》定公八年）。

以证兵常近国都。

其说可谓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则六军适出六乡。

六乡之外有六遂，郑《注》说：遂以军法如六乡。

其实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陈田制，无出兵法，郑《注》是错误的（说本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

六乡出兵，六遂则否，亦兵在国中之证。

这除用征服之族居国，被征服之族居野，无可解释。

或谓难道古代各国，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阶级吗？即谓都有此阶级，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国，数逾千百，我们略知其情形的，不过十数，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况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

世既有黩武之国，即素尚平和之国，亦不得不肆力于军事组织以相应，既肆力于军事组织，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

所以虽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军事领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渐和民众相离，而与征服之族，同其位置。

（三）又况战士必须讲守御，要讲守御，自不得不居险；而农业，势不能不向平原发展；有相同的环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

（四）又况我们所知道的十余国，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极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为部分民兵制，实无疑义。

古代之国，其兵数是不甚多的。

说古代军队组织的，无人不引据《周官》。

不过以《周官》之文，在群经中独为完具罢了。

其实《周官》之制，是和他书不合的。

案：《诗经·鲁颂》：“公徒三万，”

则万人为一军。

《管子·小匡篇》说军队组织之法正如此（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一军）。

《白虎通义·三军篇》说：“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

亦以一军为本万人。

《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则据既加二千人后立说。

《谷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

（这个“军”

字和“师”

字同义。

变换其字面，以免重复，古书有此文法），一师当得二千人。

《公羊》隐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

“五百”

两字必后人据《周官》说妄增。

然则古文家所说的军队组织，较今文家扩充了，人数增多了。

此亦今文家所说制度，代表较早的时期，古文家说，代表较晚的时期的一证。

当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险之地，山险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马法》所述赋法，都以井田之制为基本，如此，当兵的义务，就扩及全国人了（《司马法》之说，已见第八章，兹不再引）。

案：《司马法》以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