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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第2页）

混淆了各自的主义认同。

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

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

[20]相差很远的思想观念也要用同一个名词来标榜，很能提示“社会主义”

这一招牌在那时的吸引力。

反过来。

既然已经到大家分不出彼此的程度，则在胡适看来实在还不如回过头来研究具体的问题。

胡适不仅不反对而且自己就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详后）。

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

划清界限。

仔细阅读胡适那几篇文章，可以发现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安福系。

胡适第一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这是以一条线将安福系与所有的“新舆论家”

划开。

但是他这篇文章显然写得仓促，因为文章中所挖苦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恰是安福系也正在攻击的。

准确地说，安福系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过激主义”

渐有风行之势，才要研究社会主义，希望或能达釜底抽薪之功。

胡适因仓促为文，心里想着攻击安福系，不知不觉却使用了安福系方面的材料。

如果不是他进攻安福系的文字太明显，他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与安福系一致的。

正因为胡适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出来委婉反驳他并不十分以为意。

但研究系的蓝公武出来做长篇驳正，他就不那么能原谅了。

胡适在随后不久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一再把研究系的刊物名称《解放与改造》拿来作攻击的对象，后终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弄得相当对立。

上述这些只是近因，从思想资源看，胡适有关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主张渊源甚早。

这里既有杜威的直接影响，也有在接触杜威之前已受到的影响。

还在康乃尔大学时，胡适有一次做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去请教他的老师桑普森（wsapn），结果被老师责以“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

。

胡适把老师的话当作不说违心应酬话的范例记得甚牢。

但那还是言外之意。

其直接的影响，虽然可能是无意中的，即是应该少谈主义，而多注重具体问题。

1914年有个哈佛留学生对胡适说，救中国之金丹，是自由平等，而国人不知之。

胡适当时就不以为然。

他后来指出：“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

不管位之高低，总“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

。

简言之，“救国金丹”

就是“执事者各司其事”

。

[21]这已是注重问题胜过主义的先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