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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2页）

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

干！

干！”

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

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

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

“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

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

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

。

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

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

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

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

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

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

吧。

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个人请愿而死！

类似的话胡适后来还重复过几次。

同年8月，他在安庆演说，就认定“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

。

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