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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3页）

而且，如勒高夫所说，在历史传记这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

，恰隐伏着“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

，因为“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

。

人能弘道，道亦弘人。

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

孟子早就提出“论世”

以“知人”

的方法，[11]反过来，也可“知人”

以“论世”

（对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双向处理孟子的“知人论世”

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共同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

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

[12]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

。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

。

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

，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

。

[13]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

且两者就像“知人”

与“论世”

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

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胡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