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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2（第3页）

的衍生轨迹，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

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由上所述，吴敬琏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

由“增量改革”

到“整体改革”

，实际上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宣示：应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吴敬琏的这一主张并不为所有的人所接受。

他回忆说：“直到1993年下半年准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决议起草小组专题调查组的一份报告还认为，过去改革搞得好，是因为采取了‘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今后仍然应当坚持这样的方针。

到全会决议的文件中，才改成后来的提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日后的史家认为，这一《决定》，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是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个“三中全会”

，成为前15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传奇。

从1994年开始，改革在各个领域整体推进——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中央集权在宏观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的时期。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新政策及新制度的相继推出，让中国改革和经济面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格局。

日后，吴敬琏在自己撰写的大学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以此分界，认定1979年到1993年的中国改革为“增量改革”

时期，而之后则进入到了“整体改革”

的新阶段。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驶上了一条高速、健康成长的道路，由此创造了连续13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

，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

年代。

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对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者采纳了后者众多的政策建议及言词提法，吴敬琏等人苦心孤诣多年所形成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无疑起到了“草图”

作用。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此时的吴敬琏也许真正接近了经世济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