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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2（第2页）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那天的会议气氛非常好”

。

当天散会后，他和几个学者在湖里划船。

副总理田纪云从远处走来，特意把他叫上岸，对他说，我看今天领导差不多被说动了，晚上你好好准备，明天第一个发言，可能就过关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

几位部委领导首先发言，质疑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

风向因此发生微妙转变，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能在这次会上通过，被要求继续修改。

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

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

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10个方面的比较。

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

，“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

，“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

等等。

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

——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

，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一些人认为，这个方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为价格、税收、金融和财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环境。

同时，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它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而可能会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

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方案脱离实际，理想化，是一群书生躲在书房里从书本里琢磨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可行。

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人担心改革的风险过大。

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个80年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重大的经验，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包就灵”

，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业改革中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体制”

。

它在决策层也有很大的市场。

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体改委刘主任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国内，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

当时被视为国有企业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

，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

。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都拥护承包制和双轨制，反对价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