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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改革与调整的两种争论（第2页）

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

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

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

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

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

薛在个人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

、“十大石油基地”

、“八大煤炭基地”

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当时我和一些同志议论时曾经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

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

，而且是搞得“太彻底”

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

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

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

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

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

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准备材料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

早在三年大灾害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

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钢铁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