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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
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
这不是从技巧出发。
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
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的(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
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也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
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
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
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为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
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
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思: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ldo;挑战&rdo;,向着这个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ldo;忏悔&rdo;。
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
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
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
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
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
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
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ldo;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rdo;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么?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十八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
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ldo;反动学术权威&rdo;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几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
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
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ldo;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rdo;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
我在离去者中。
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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