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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第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勇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书写，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新史学的输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如章炳麟、梁启超等就开始考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建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等问题。

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们的这些认识除了体现在夏曾佑那本并不太成熟的《中国古代史》之外，似乎还没有多少理想的成果。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方才相继出现张荫麟、钱穆等人的中国通史著作，尝试着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构。

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具有极高的天赋，思想深刻、功底扎实，曾经受到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器重，给予相当高的期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钟书齐名，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史纲》虽说是个未完成的作品，但却使中国新史学别开生面，使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走上正轨。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自己民族的历史饱含温情与敬意，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可信的历史文献作依托，以轻松自由、流畅粹美的文字，以举重若轻的行文风格描述了远古中国至东汉初年的历史。

全书没有繁琐冗长的引文考据，没有故作高深的新奇道理，作者只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如实讲述那段历史那些故事，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获取新知，增长见闻。

作者能够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成就，当然与其所受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张荫麟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

张荫麟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翌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

入学仅仅半年时间，张荫麟就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说质疑》，就中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是老子更老还是孔子更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直接质疑对象是著名学者梁启超。

张荫麟的这篇文章受到学界重视，也得到了梁启超的激赏。

由此，张荫麟开始在学术界如鱼得水，仅仅几年时间就在当时各有名刊物诸如《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等上面发表四十多篇论文，在范围上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史。

这些论文使张荫麟少年得志，暴得大名，迅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为清华“文学院四大才子”

之一（另外三人为钱钟书、吴晗和夏鼐）。

1929年，张荫麟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因成绩优异可堪造就旋被选派公费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使其学术眼界和学术方法又获得了一次大提升。

短短四年，张荫麟完成了应修课程，获得了博士学位。

1934年回国返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哲学系讲师，兼任北大历史、哲学系课程，成为当时国内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和学术新秀。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育部在规划高中历史教材时，因傅斯年推荐，邀请张荫麟执笔撰写中国史，这就是《中国史纲》的来历，时在1935年，即张荫麟回国第二年。

按照作者的计划，《中国史纲》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现在留给世人的只是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这部未完之书竟然成了绝响，成为史学天才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

著作。

根据教育部规划，这部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历史，由张荫麟拟定写作纲目，将中国几千年历史分解为数十个专题，然后由他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写作。

汉代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操刀，唐以后按照计划由吴晗负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给千家驹去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研究和资料积累的王芸生负责。

各方面负责者将稿子完成后再由张荫麟按照总体构想统筹改定，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良好规划并没有获得执行，只有张荫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东汉之前这部分。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

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

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

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

“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

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