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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

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ot;程仪&ot;（即&ot;路费&ot;）；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ot;使费&ot;和&ot;部费&ot;，其中送给地方政府的叫&ot;使费&ot;，送给中央部院的叫&ot;部费&ot;。

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ot;门敬&ot;，跟班那里要送&ot;跟敬&ot;。

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ot;别敬&ot;。

公元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仅在北京的&ot;别敬&ot;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

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而这位陕西巡抚，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请参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ot;耗羡&ot;，没有督抚不收&ot;陋规&ot;，没有京官不接受&ot;孝敬&ot;。

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

所谓&ot;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ot;，即此之谓。

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试图革除，但至乾隆时即恢复）。

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我称之为&ot;非典型腐败&ot;。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帝国的尴尬与两难。

众所周知，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ot;耗羡&ot;有问题？当然知道。

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

同样，林则徐也不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ot;陋规&ot;是腐败？当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

其实，&ot;陋规&ot;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

请大家想想，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

前已说过，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

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

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

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州官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因为&ot;天高皇帝远&ot;，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

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

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

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帝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

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

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

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

何况帝国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

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

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帝国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它的办法是不断派出诸如巡按、监察御史、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去检查它的牧羊人。

可惜，这种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