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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读鲁迅的不同眼光

我第一次通读鲁迅的作品，是在&ldo;文化大革命&rdo;开始不久的1967年。

那时候，我的好友郭世英因为被学校里的&ldo;造反派&rdo;当做&ldo;专政&rdo;的对象，受到孤立和经常的骚扰，精神上十分苦闷，便有一位朋友建议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闷的事‐‐编辑鲁迅语录。

郭世英欣然从命，并且拉我一起来做。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其步骤是各人先通读全集，抄录卡片，然后两人对初选内容展开讨论，进行取舍和分类。

我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常常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

我们使用的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

有时候，郭世英会指着画了记号的某处笑着说：&ldo;瞧，尽挑毛病。

&rdo;他还常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些话只能私下说说，传出去是会惹祸的。

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十分奇特。

由于毛泽东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帜和圣人。

在&ldo;文革&rdo;初期，民间盛行编辑语录，除了革命领袖之外，也只有鲁迅享有被编的资格了。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鲁迅语录有好多种，一律突出&ldo;革命&rdo;主题，被用做批&ldo;走资派&rdo;和打派仗的武器。

与它们相比，我和郭世英编的不但内容丰富得多，而且视角也是超脱的。

可惜的是，最后它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重提往事，不只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这些当时被看做不&ldo;革命&rdo;的学生，也是喜欢鲁迅的。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曾问郭世英最喜欢哪个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的这个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ldo;鲁迅。

&rdo;可是，正是因为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表现，他被判做按照&ldo;内部矛盾&rdo;处理的&ldo;反动&rdo;学生，并因此在&ldo;文革&rdo;中被&ldo;造反派&rdo;整死，时在编辑鲁迅语录一年之后。

郭世英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极喜欢这两人的。

由于受到另一种熏陶，我们读鲁迅也就有了另一种眼光。

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不只是一个嫉恶如仇的社会斗士，更是一个洞察人生之真实困境的精神先知。

后来我对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体会鲁迅喜欢他的原因了。

虚无及对虚无的反抗，孤独及孤独中的充实，正是这两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