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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第2页）

进而言之，由于许多条约“利益”

已是想象多于实际，仔细研究过20年代中外修约谈判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中外之争往往不是实际利益的得失之争，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斗争，即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

之争。

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在这种情形下，胡适在列强和反帝的中国人各自面前都做“魔鬼的辩护士”

，实在也有多层次的苦衷。

不过，胡适谈“问题与主义”

和“国际的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都还不全是谈政治，多少有理论和文化的成分。

他真正谈而且差一点就干政治，还是在“好政府”

的问题上。

四好政府主义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

的核心是政府要管事，实行“有计划的政治”

，而其基础则在于社会上的“好人”

都应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

换言之，好政府首先必须是好人政府。

其所针对的，第一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偏重于中文的字面意思，也包括但不一定是专指从西文译过来的那个“无政府主义”

）；第二是实际上的由“不好的人”

组成的不做事的北洋“恶政府”

。

其基本的取向是改良，但在理论的层面，也允许改良不成之后的革命。

胡适想到这方面的问题应渊源较早。

还在1919年或最迟不过1920年，那时政治态度还颇温和的恽代英就写信向胡适提出好人应当出头的意思。

恽代英说：“我相信善人应该做事，这是救中国，亦是救世界的惟一方法。

善人不能做事，或不肯做事，天下的事便都让不善人做了。”

他认为“善人要做事，要先有能力，先养势力”

。

但当时“学生的势力不配说是善势力。

他们的根性同缺点，正同一般武人政客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