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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2页）

[23]这是美国可以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的根本基础。

反观近代中国，所缺的恰是这样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除了尊西趋新的大方向一致外，各派各人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名副其实的五花八门，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据思想言论中心者也都是“小成即堕”

，不过几年就让位了。

在这种没有共同立脚点的情形下，决不可能搞什么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学杜威最成问题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想把美国这个“治世”

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

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而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

贾祖麟先生说，根据杜威的观点，自由主义取向的社会变革，其必要的基础是对“社会愿望和现实状况的体察”

。

贾氏认为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为最，在这一点上都未得其真传。

因为从胡适的价值观念及期望，几乎看不出对其国人的“社会愿望”

及生活之“现实状况”

有什么真正的了解。

[24]不过，贾氏这个说法虽似乎看到点什么，要成立还是有困难的。

胡适对一般国人，诚缺乏深入的了解。

但杜威对其普通国人是否就真了解，恐怕也要打个问号。

杜氏学说能大行于当世，确因其道出当时许多知识人所欲言。

但其对美国一般老百姓的了解，是否就超过胡适对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了解，是还需要仔细证明的。

杜威确实有意关心一般老百姓的疾苦，而这一点胡适恰是完全追随了的。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一开始就强调“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

[25]在某种程度上，胡适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误，正是跟杜威太紧，用杜威用到拘泥的程度使然。

盖其关怀太切，乃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对中国的愿望表达为中国人的愿望，而又据此提出类似杜威的解决方案，有时就不免南辕北辙了。

但是，胡适毕竟有先见之明。

空谈主义在中国很快成为流弊，陈炯明后来称之为“主义毒”

。

对此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有较详细的观察：“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

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

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

周氏进而指责说：“就今日中国的信主义与用主义者，至少有十分之九是非真诚的：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

[26]周氏虽不喜欢迷信主义，但其观察恰揭示了“主义”

在当时思想言说中的重要。

而且“主义”

显然已具社会功用！

既然权势名利吃饭穿衣均可自“主义”

中来，当然有人尊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