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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

的路，但在讲“科学”

时甚少往“技术”

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

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

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

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

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

，故不得不尊西趋新；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新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

领域里造成一场“学术革命”

，就不难理解了。

对中国自身的学问而言，胡适的思路和作用大致都可以“批往开来”

四字概括之。

一方面，他确实有意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

，这可以从他指明的新思潮将来的发展方向看到；另一方面，他提出的“用科学的方法”

来“整理国故”

在一定程度上正适应了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

不过，胡适虽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

，他如果想在全国做国人之导师，首先必须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众学人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上层文化领域里树立自己。

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

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

。

“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

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

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

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

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

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

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

[15]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他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