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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社会变化再回过来作用于思想，就形成了新即是善、旧即是恶的价值判断。

表现在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竞争上，又以辛亥革命为一个大转变。

最主要的变化即是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变了。

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

《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一段话说得简单明了：“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

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

辛亥革命后就完全反过来了。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44]

为了拥护新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对干净了。

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取向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胡适等人外出取经所负的“使命”

原来就是要“以西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

。

正如严复说过的：“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

他们“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

，也是可以理解的。

[45]同时，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人，都曾受过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礼，在心态和行为准则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气味”

。

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带着“正义的火气”

。

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

，则“摧残异己”

也是合乎逻辑的了。

这样看来，新文化人在此时强调破坏的一面，就可多从革命心态和陈独秀上面一段话去理解。

[46]

正如胡适所说：“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

其所攻击的八股、选学、桐城派，无一不是死老虎。

胡适自己后来就承认，正是钱玄同提出的“选学妖孽”

和“桐城谬种”

两句口号，“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