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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

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ldo;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

&rdo;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ldo;小人乱政&rdo;，也非如改革派所说是因为&ldo;小人坏法&rdo;，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六、教训所在（1）

前面说过，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ldo;公私两利&rdo;的。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jian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

因此他建议设置&ldo;常平市易司&rdo;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ldo;商旅以通，国用以足&rdo;。

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ldo;市易司&rdo;，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

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

当然&ldo;市易司&rdo;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

比方说富户jian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ldo;市易司&rdo;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

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ldo;输&rdo;。

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

这就有弊病。

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

这原本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ldo;发运&rdo;为&ldo;均输&rdo;，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ldo;发运使&rdo;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ldo;徙贵就贱，用近易远&rdo;，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

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ldo;发运使&rdo;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

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ldo;地方贡奉&rdo;为&ldo;中央采购&rdo;，观念也够超前的。

但这样一来，所谓&ldo;发运使衙门&rdo;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

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

因为&ldo;市易司&rdo;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

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ldo;市易司&rdo;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

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ldo;簿书廪禄，为费已厚&rdo;，此其一；&ldo;非良不售，非贿不行&rdo;，此其二。

于是，&ldo;官买之价，必贵于民。

及其卖也，弊复如前&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