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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3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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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治元史的学者如李文田等不知这九字怪文是什么意思，都以为是原作者的姓名。

欧阳锋不懂《九阴真经》中的怪文“哈虎文钵英，呼吐克尔”

等等，那也难怪了。

后来叶德辉所刊印的“怪文本”

流传到了外国，各国汉学家热心研究，其中以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海涅士、苏联人郭增、日本人那珂通世等致力最勤。

我所参考的《蒙古秘史》，是外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隆先将汉字怪文本还原为蒙古古语（原书是十三世纪时的蒙古语，与现代蒙语不同），再译成现代蒙语，中国的蒙文学者谢再善据以译成现代汉语。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干修正本流传到西方，再由此而发展成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黄金史》。

西方学者在见到中国的《元朝秘史》之前，关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据《黄金史》。

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该抢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该为人毒死、成吉思汗曾为敌人囚虏、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儿帖为敌人抢去而生长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异母弟别克惕等，都是说起来对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

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为汉人同化。

据李思纯先生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

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

，是从蒙古语学来的。

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南宋皇帝官员、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

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

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

、“动机”

、“问题”

、“影响”

、“目的”

、“广泛”

等等。

“所以”

用“因此”

或“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