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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且不说帝国是否有那么多监察官员可派，就算有，这些监察官员也是可以用对付上级的办法来搞定的。

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只要像孝敬上级官员一样，来孝敬监察官员就行了。

问题是，孝敬上级官员的钱，是&ot;计划内&ot;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却是&ot;计划外&ot;的。

这笔钱，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

于是，帝国派出专员监察牧羊人的结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

比方说，明清时代甚至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但凡钦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县无论是否涉案，都要参加集资，以供招待之需。

集资的总数，往往多于招待的费用。

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朝廷派大员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

每次借银大约二万两，事后的摊派却有万之多（请参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

至于下属府、道、州、县交到省里的摊派银，当然不会出自官员私囊，而只能是盘剥民众所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ot;牧官之官&ot;。

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

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

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实际上所谓&ot;官场陋规&ot;，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

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

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ot;印规&ot;，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

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

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

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

但，宰相门前七品官。

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

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

比如陕西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

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ot;年终密考&ot;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

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显然，官场陋规这种&ot;非典型腐败&ot;和&ot;典型性腐败&ot;一样，也是权力的赎买。

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ot;典型性腐败&ot;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

事发以后，处分也重。

&ot;非典型腐败&ot;却不同。

它并不要求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

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

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ot;正常&ot;的人情往来，更非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腐败。

甚至就连款待贿赂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腐败。

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作咄咄怪事。

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资招待钦差一事被下属某县令揭发时，当时新任山西巡抚的第一反应便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