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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他们不得不脱离自己的部落，却要与别人的部落发生关系；第二，他们不得不要求分割财产，并要求承认分割的财产归他个人私有；第三，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货币，并把货币看得比别的东西（比方说感情和道德）更重要。

这三条，都与氏族制度格格不入。

仅仅第一条，就足以使过去的那种血缘关系不复存在。

第二条，又使原本脆弱的部落关系雪上加霜。

因为一个有着自己私有财产的人，当然可以不再理会部落领袖们那种旧式的权威。

至于货币，我们知道，恐怕多半会培养&ot;认钱不认人&ot;的观念。

显然，这时再实行部落时代的人治制度根本不行。

何况在一个移民杂居的城邦里，也不大可能出现氏族社会那种自然而然产生、享有无可争辩之尊敬的领袖人物。

受人尊敬的人当然还会有，但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地位也没有理由世袭（看重血缘才讲世袭）。

现在，城邦里居住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

正因为他们来自各个部落，却又要居住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并组成社会，因此，他们就不能再算是部落里的人，而应该算是城邦里的人。

于是，公民的概念就产生了。

&ot;公民&ot;的本义就是&ot;属于城邦的人&ot;。

它来自城邦这个词--&ot;波里斯&ot;（polis），希腊语叫&ot;波里得斯&ot;（polites），翻译为中文就叫&ot;公民&ot;。

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

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某个权威人物的&ot;一人政治&ot;（人治），也不再满足于道德的含糊其辞（德治）。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越于一切个别人，也超越了旧的风俗习惯，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纠葛的权威。

而且，为了保证铁面无私，这个新的权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须是物化的东西，就像货币和契约一样。

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它应该像货币一样广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约一样人人必须遵守。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它就是法律。

中国的情况却不同。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

传说中的女锅，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时代；炎、黄，就是部落的时代；尧、舜、禹，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夏，就是部落国家的时代；商，就是部落国家联盟的时代；周，就是国家联盟的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统一国家时代。

在这里，有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折点，那就是&ot;启废禅让&ot;--禹的儿子启，确立了最高权力的&ot;世袭制&ot;。

以此为标志，我们民族开始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

当然，这种演变是不同步的。

有的部落早一点，有的部落晚一点。

夏、商、周就是演变较早也较成熟的，因此成为部落国家、部落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邦联或联邦）的领袖。

他们的建立&ot;王朝&ot;，不过是对自己国家形态的确立；而他们的所谓&ot;分封&ot;，则如前所述，不过是为已然成为部落国家的诸王加冕。

国家，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战争中诞生了。

但无论早晚、大小、先后，这些部落在变成部落国家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没有&ot;炸毁&ot;氏族制度。

他们是以&ot;和平演变&ot;的方式把自己的部落变成国家的。

部落的酋长变成了国王，祭师和巫师变成了大臣，领兵打仗的战斗队队长变成了将军，而部落的族民则变成了臣民。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或主要是农业民族国家。

除了外出征战，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更没有解散自己的家庭。

相反，他们不断扩大着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

当部落和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时，社会也就从&ot;大同&ot;变成了&ot;小康&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