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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2页）

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

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

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

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

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

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

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

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

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

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

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

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

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

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

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

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

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

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

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

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涎、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

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

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