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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

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

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

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

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

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

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

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

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

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

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

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

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

二　著者和译者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

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

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

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不然。

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

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

从心理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译者就害怕读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没有勇气把著者一笔抹杀，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里，原著者已经没有权利说话，只好任他处置，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把著者拼命往阴影里挤了。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能猜想到，变态心理学家一定在他们的书里替这些人保留一块很大的地盘的。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