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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这样一来，糖一下子就同我的研究工作挂上了钩。

于是我就开始注重这个问题，并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后来，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

大家都知道，敦煌残卷多为佛经，像这样有关科技的残卷，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

从伯希和起，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人想啃这个硬核桃，但是没有能啃开，最后终于落到我手中。

我也惊喜欲狂，终于啃开了这个硬核桃。

　　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不过表示当时印度在制糖技术的某一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

中国学习的结果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糖&ldo;色味逾西域远甚&rdo;。

文化交流的历史往往如此。

在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印在制糖方面还是互相学习的。

　　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印度的寓言故事，不但见于《伊索寓言》中，也见于许多欧洲古代和近代书中，比如《十日谈》、《拉芳丹寓言》、《格林童话集》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欧洲学者们是有争论的。

一派主张原产于希腊，另一派主张原产于印度。

尽管他们的看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承认这些寓言故事不是独立产生的，我是主张：绝大部分源于印度。

有什么证实呢?众所周知，印度在文艺创作方面是有一些特点的，印度人民比较富于幻想力。

　　印度书《五卷书》在印度传本甚多，传播的地区很广，传播的时间很长。

其中的寓言故事绝大部分都是民间故事，是老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

以后，各个宗教都利用这些故事为宣扬自己的教义服务。

有一些文人学士也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形式，把这些故事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写，写成了不同的书。

《五卷书》是其中最闻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这一部书最晚的一个本子是公元12世纪才纂成的。

最早的本子始于何时，现在还说不清，恐怕要早上几百年，近千年。

6世纪时，《五卷书》被译成了巴列维语。

由巴列维语转译成阿拉伯语和古代叙利亚语。

这个巴列维语译本现在已经佚失。

但是根据这个译本而译出来的阿拉伯语译本却以《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名字成为《五卷书》走遍了全世界的阶梯。

　　&ldo;诗的灵魂&rdo;理论的轮廓大体如下：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二、表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

以上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

这种暗示就是他们所谓的&ldo;韵&rdo;。

《韵光》第一章说：可是领会义，在伟大诗代的语言（诗）中，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这显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肢体（成分）以外的不同的东西，正像女人中的（身上的）美一样。

这种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有赖于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可能因人而异，甚至因时因地而异，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这里有极大的能动性。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也许就是产生美感的原因。

这种暗示就是这一批文艺理论家的所谓韵（dhvani）。

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大，他就越轻易感到审美客体美，这就是&ldo;韵&rdo;的奇妙作用。

韵是诗的灵魂。

　　他们把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暗示的东西为主;第二，价值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为了装饰已经说出来的东西;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的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

在这里，可以说是层次分明。

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词藻雕饰最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