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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2页）

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

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

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cháo，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与此同时，宜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fèng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

我们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

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

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门、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

以后，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

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

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谈判。

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

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

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ldo;停抚进剿&rdo;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

在全国抗日高cháo到来后，刘建绪复于八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

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九月十六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

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

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

这个数字，和一九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

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

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部队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

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ldo;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rdo;，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

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ldo;抗日救亡干部学校&rdo;，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

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

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ldo;十年血战的结果&rdo;，是&ldo;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rdo;，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

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ldo;抗日游击总队&rdo;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