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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ldo;阴贼险狠与人异趣&rdo;。

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ldo;囚首丧面而谈诗书&rdo;，而&ldo;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rdo;。

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ldo;举而用之&rdo;，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

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

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ldo;获知言之名&rdo;，&ldo;天下将被其祸&rdo;。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

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iddot;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ldo;赝品&rdo;。

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

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

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ldo;有《文集》二十卷。

&rdo;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ldo;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

&rdo;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ldo;所著《文集》二十卷&rdo;。

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

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

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

由此认定&ldo;三文皆赝作&rdo;，&ldo;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rdo;。

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ldo;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rdo;李绂驳论道。

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ldo;皆非其所及闻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