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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第2页）

他对西方“文化侵略”

的急先锋传教士和传教事业（这是从功能看，绝大部分传教士本身确有“征服”

的愿望而决无“侵略”

的动机），除了留学时加入基督教那一段不长的时间，一生都坚持批判之。

1915年还在美国时，胡适即指出在华传教士可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教徒，二是传播基督教的理念，三是做实际的社会服务工作。

他以为，越后面的越重要。

胡适对传教士的要求有时已到不近情理的程度。

他要传教士多做社会服务工作而基本放弃在中国发展基督徒，因为“这不是中国需要的”

。

其实传教士本非中国人所请去，他们当然也不会根据中国的需要来安排传教事业。

但胡适在1925年仍对教会学校的教职员坚持这一观点，并指出：“我也知道，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得多。”

明知不受欢迎，他仍宁愿做这种专说反话的“魔鬼的辩护士”

（advocatdiaboli）。

[34]可见胡适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抵拒之深。

胡适对传教士提出这样的要求正与他要求中国人不反帝的做法相同，他首先考虑的是“应该”

如何，然后才问实际上是否行得通。

其实胡适并不是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认识到这一民众情绪的力量。

他在1921年6月曾作文批评英国人斯科特博士（drstt）提出的英国退还庚款计划，在结论部分提醒英国人说：“特别在今日中国，吾人切勿低估民族主义敏感性这一不幸因素。”

其用词虽不免带有负面的色彩，但对洋人这样提醒，是语含威慑之意的。

胡适反对斯氏计划的根本考虑，就因为在英国人看来，这计划“或以为太见好于中国人，而中国人则以为太多英国的干涉”

。

[35]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形。

双方的认知和立场相去太远，胡适在两方面都做“魔鬼的辩护士”

的苦心，也无非是尽他国士之责，希望多少能弥合或缩小双方的距离而已。

尽管胡适一直私下或公开地攻击在华传教事业，教会方面却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仍尽力拉拢之。

1922年4月，北京的青年会请胡适去主持传教士穆德的演说。

胡以为彼等明知其为无神论者而仍邀请之，感觉“有些基督教徒真可恶”

，于是正式写信重申其立场，信中并明言反对基督教诱人入教之举，因为他自己就认为当年在美国一度入教是上了这种当。

胡适平日结交西人，也很注重其对传教事业的态度。

当时任溥仪家庭教师的英国人庄士敦是民初提倡保全中国固有文化最力的外国人之一，胡适本是最反对外国人这种做法的，但对庄士敦却例外。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最恨传教士。

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

。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