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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主动地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

故中国知识人学习西方的愿望和实际行动都远比殖民地人要主动得多。

不过，中国士人未能认识到，在中国，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抵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等因素，使得全面的领土掠夺对列强来说既不合算也不可能。

故列强退而采取一种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控制，同时寄希望于以文化渗透来为以后实质上的经济利益铺路。

这就使西方需要不仅在物质上，而且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现其权势和优越性。

换言之，西人是有备而来的。

然而，也许正是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带来的潜存信心，使中国士人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

故“西学为用”

渐成士林共识，传播和推广西学的角色，也逐渐更多由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来。

传教士要改变中国人思想方式的目标很快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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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学为用

冯桂芬大约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始作俑者。

冯主张为了攘夷，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

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

器可用而礼不必学。

其要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

[30]故冯实开了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先河。

不过，冯氏一书所作虽早，流传却晚，早年仅以抄本传，至19世纪80年代始有刻本。

到19世纪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基本已成时人共识。

1891年，康有为即主张“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义之用，然后收其用也”

。

[31]次年，郑观应也明言“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

。

到1896年，梁启超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两年之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整合诸家之说，系统表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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