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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在等着我了。

针对航班的情况寒暄了几句后，我们谈到了见面的详细安排。

&ldo;你们可以来我住的酒店。

&rdo;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住在酒店。

我对他为什么会待在香港仍然毫不知情，但直到那时，我都认为他到香港是为避人耳目。

在我想象中，如今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应该销声匿迹地躲在一间简陋廉价的小公寓里，而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待在酒店里，每天花上一大笔钱。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

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ldo;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

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

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rdo;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

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

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香港时间比纽约时间正好早12个小时（夏令时），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好晨昏颠倒，所以那天晚上我基本上一夜无眠，而且在那次旅程中几乎就没怎么睡。

时差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那几天我一直处在几乎难以控制的兴奋状态，每天只是迷迷糊糊地睡一个半小时左右，最多两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

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

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愿意说话。

我也没像以往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

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还是从她那里打探出了见面的计划安排。

我们要去斯诺登所在酒店的三楼，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楼层。

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多种因素兼顾的会议室房间：既足够偏僻而没有太多他所谓的&ldo;人流量&rdo;，又不因为过于隐蔽而会让我们在那儿等他时引起他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