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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说民心。
首先,构成民心的不是一个因素,而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有政治因素,有价值因素,有经济因素,有文化因素,有民族因素,也有地域因素。
以地域和民族因素而论,马腾、马超父子在西凉影响很大。
这并不说明马氏父子就比曹操刘备更为高明,虽然不见得更为高明,但地域人文环境如此,你也必须承认它的合理性。
所以马超虽然有勇而少谋,但还是给曹操造成了大麻烦。
后来,马超虽然失败得很惨,先投张鲁,后降刘备,但他在西凉地域的影响依然存在。
刘备死后,曹丕发动五路大军进犯西蜀,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中一路,就是用马超对付西番王轲比能。
诸葛亮对刘禅奏曰老臣先知西番王轲比能,引兵犯西平关。
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
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驰檄,令马超紧守西平关,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
民的成份却又复杂,有农民,有士人,有工匠,也有商人,还有下级官吏,以及其他种种人群。
实际上,古人讲的人心,不仅包括下层,同样包括上层。
而且,客观地分析历史的人心状况,可以说,上下层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也有统一,矛盾不是绝对的,至少不是绝对激烈、不可调和、不可共存的。
如果那样的话,哪里还有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呢?
大抵说来,上、下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则上层集团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们对于统治者有更多的影响,而他们本身也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和政治优势,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些。
这个时候,能不能得到这些集团的欢心,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曹操生前,只有皇帝之实,没有皇帝之名,和他未曾得到权力集团和贵族阶层的全力支持有直接关系。
曹丕改变乃父政策,颁布九品官正法,从而赢得上层集团的欢心,于是汉献帝禅让皇位,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
司马氏集团,向上层社会做出更大让步,以国财售私欲,一方面,阴谋得逞,真的当上了皇帝;一方面,也为后世大乱埋下祸根。
这个层面的问题,暂且打住不议。
但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尤其在社会发生巨大困难和各种矛盾已激化的情况下,则下层人民的影响,就成为主导因素。
例如:历代奴隶或农民起义就是如此,当然黄巾大起义也不例外。
如果说,黄巾起义的几个领袖,其能力就高于刘备,胜似曹操,那不是事实。
但他们代表了民心,老百姓既然已经忍无可忍,于是,他们站出来振臂一呼,便成星火燎原之势。
这样看来,民心的向背,就有了四种基本形式。
一种形式,是上、下都比较满意,这就叫人心顺。
文景之治的时候就可以说是人心顺;贞观之治时代,又可以说人心顺;光武中兴也可以说是人心顺。
人心顺,则上下同心,不用很长时间,便大兴,国运大兴。
一种形式,是上顺下不顺。
上顺则政权稳固,下不顺则民怨四起。
民怨四起就有可能发生社会或者农民起义,但因为国家政权尚属稳固时期,这时期的起义,多半不能成功。
例如黄巾起义就没成功。
因为他们面对的乃是强大的统治政权,虽然这政权已经十分,但它的内部凝聚力还在,官僚地主阶级对它还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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