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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

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

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

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

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

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

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

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

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

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

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

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

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

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

古往今来的&ot;以高位主持文坛&ot;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

在新的时代cháo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

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

就象&ot;汉jian&ot;、&ot;卖国贼&ot;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ot;刽子手&ot;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

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ot;打对了&ot;，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ot;打错了&ot;。

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ot;对&ot;、&ot;错&ot;二字。

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ot;打赢了&ot;与&ot;打输了&ot;，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