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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手中。

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

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

，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

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

。

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

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

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

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

，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

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

。

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

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

此时，亨利处境危急。

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

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

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

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

。

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

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

还是“叛徒”

，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

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

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极其严重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