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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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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shg.tw）”

！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

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这里，吴敬琏又回到了他一贯的主张——“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

自求多福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664点，市场信心全失。

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成几何级增长，11月新增额为4769亿元，接着是7400亿元、9000亿元、1.07万亿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万亿元天量。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

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民间戏称“铁公基”

。

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股市放量振荡，一扫前期低迷，增幅为全球第一。

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

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

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

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

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

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

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

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在金融危机最动荡的时刻，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拯救经济，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将一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化，由此，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

2009年3月3日，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两个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

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

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提示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