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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顾准之死 2（第2页）

那时，他的好友，也是从华东出来的、当时被“开除留用”

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带个小酒瓶来与孙冶方共餐。

一天，两人谈起老朋友顾准。

汪说，老顾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个人恃才傲物，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

孙冶方却不以为然，涨红了脸，跟汪道涵大大辩论了一场。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行动迟缓，肝区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

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

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

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

和“农业学大寨”

，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

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

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

。

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

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

。

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

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

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

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

，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

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

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

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