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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第2页）

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

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其更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

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吗？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

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

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

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

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

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

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

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

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

文化的“野蜂窝”

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

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

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平凡的人们，那普通的人们，即古罗马阶段划分中的平民。

在平民之下，只有奴隶。

平民的社会地位之上，是僧侣、骑士、贵族。

但是，即使在古罗马，那个封建的强大帝国的大脑，也从未敢漠视社会地位仅仅高于奴隶的平民。

作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传播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他们虽然一致不屑地视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

，但却不敢轻佻地发任何怀疑平民之社会地位的言论。

恰恰相反，对于平民，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共同点——平民是城邦的主体，平民是国家的主体。

没有平民的作用，便没有罗马为强大帝国的前提。

恺撒被谋杀了，布鲁图斯（Brutus）要到广场上去向平民们解释自己参与了的行为——“我爱恺撒，但更爱罗马。”

为什么呢？因为那行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为正确的行为。

安东尼顺利接替了恺撒，因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满，觉得那是他的机会。

屋大维招兵募将，从安东尼手中夺去了摄政权，因为他调查了解到，平民将支持他。

古罗马帝国一度称雄于世，靠的是平民中蕴藏着的改朝换代的伟力。

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于平民抛弃了它。

僧侣加上骑士加上贵族，构不成罗马帝国，因为他们的总数只不过是平民的千万分之几。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

，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