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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
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如果再想引入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
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
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
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
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
,而是大喊“Ilovemymotherland!”
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
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这样格调虽低,但比较切题。
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
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
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
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
但是经过权重,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loveyou”
,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
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本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
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
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
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
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显得特别简捷,用现时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较为“直露”
。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等一一爱到,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
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说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
“文革”
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
因为这个缘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
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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