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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刚直与明哲（第2页）

这明哲，化为处世之理，还可以分为远近。

近的是从“政学系”

那里学来的，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

。

比如，对于监督我们（斯文）扫地、早晚请罪的红卫英雄，说“这样做并不好”

是人话，说“我有罪，我有罪”

是鬼话，我说鬼话，混过来，想到政学系的发明创造，还很得意。

由政学系稍远就推到讲理是迂。

还记得有个故事是讲这种情况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

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

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

甲叹服。

据此理，说假话，不讲理，也就有了理。

由此理还可以再远推一步，是由《庄子·秋水》篇那里学来的，争论，认真，是想“藏之庙堂之上”

，“留骨而贵”

，我认为应该“宁其生而曳尾于涂（途）中”

。

就这样，我，还有不少人，就居然活过来，及见改革开放，欣赏电视屏幕上的时装表演，享受农林牧副渔的良好收成，等等。

这样说，与刚直的罗稷南相比，说假话混过来的，反而成为胜利者吗？也不能这样说，原因仍是心情很复杂，难得丁是丁，卯是卯。

记得几年以前，写篱下闲谈式的文章的时候，我曾两次谈到这种心情。

一次是收入《负暄琐话》的《王门汲碎》，谈房东李太太的铁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

中多次受批受迫，终于不承认他父亲王铁珊是贪官。

我记这件事，当然是对这种刚直不阿的言行怀有深深的敬意。

又一次是收入《负暄续话》的《直言》，篇末曾说：“还是想想直言与世故间的纠葛，就我自己说，其中是充满酸甜苦辣的……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

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

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

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

说苦，显然是因为，本来也是愿意刚直，不得已才转向明哲的。

这明哲，虽然可以从政学系直到《庄子》那里取得一些安慰，但清夜自思，其中总含有世故甚至圆滑的成分，与罗稷南、李太太一流人的直道而行对照，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那么，还得放大为人生之道，论之，如果视刚直为义，我们就该如孟老夫子所说，“舍生而取义”

吗？有些人（就说是为数不多吧）这样做了，其结果之一是，想见到他们、应见到他们的人就不能见到了。

至少为想见、应见的人们着想，明哲也许是可取的吧？

说了半天，还是不能跳到两难的夹缝之外，只好另找门路。

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有个不说假话也能活的天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