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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元明文化与社会概况（第3页）

这是何等痛心的事？直到明太祖即位后，才把它禁绝了。

可是表面的弊窦易改，实际的弊窦难除。

当元时，人民因被俘虏而沦为奴婢的很多，明朝还不免此弊。

其时江南士大夫之家，卖身投靠的，往往多至千百人。

恃势横行，乡里都不得安枕，连主人亦为其所制。

而明代绅士居乡，亦很多暴横的。

这都是异族入据，留下来的污点。

明初的政治，是颇想振作士气，培养人才的。

譬如太祖，很注意于学校。

曾于一日之中，擢用国子监生六十余人，做布、按两司的官。

又极注重荐举。

被荐举而来的人，又叫他各举所知，亦都加以任用。

其时的学风，亦本来是讲究气节、重视致用的。

所以一代的士气，颇为发皇。

能慷慨言事的人很多，虽屡受暴君和阉宦的摧残而不悔。

但是争名誉、闹意气的毛病，自亦在所不免。

末年的党祸，也是明代的风气使然，势所必至的。

元明之农工商业

明朝的农民，也是很为困苦的。

因为其时的役法，分为“力差”

“银差”

。

中国历代的田赋，征收都有定额；役法则是量出为入的，国用不足，就要随意“加派”

，所以人民很苦于负担。

直到中叶后，推行“一条鞭”

之法，把一年需用之数，均摊之于人民，并作一次征收，此外不再诛求。

力差亦由官雇募。

人民才稍获苏息。

但是从宋朝相沿下来的地权不平均之弊，则历元、明两代，始终没有铲除，而且还变本加厉。

大家都知道：近代江浙的田赋，是独重的，你道这事是怎样起源的？原来起于明太祖平张士诚后，对于江南一带，即以私家所收的租，定为公家的税额。

后来虽屡经减免，到现在，江浙的田赋，还是独重于全国。

这也可见得地权不平均的流弊了。

农业在元、明时代，最可纪念的，是木棉之利普及于全国。

前此木棉只限于交、广；宋、元之间，其种才流入江南。

有一个黄道婆，从崖州到松江来，教人以纺织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