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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杨柳风（第2页）

恰巧天津有一位小朋友知道我爱那《杨柳风》，便买了这本剧本来送我，省得我再花钱去定，使我非常感激。

我得到这剧本后又把它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根据格来亨的，却仍满是密伦，所以觉得很有意思。

序文上有些话说得很好，抄录一点在这里：“有好些随便的事，只肯让我们自己去做。

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见得比别人的手更干净，但是我们所愿要的那捏过一捏的牛油面包还是放过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几片。

把格来亨先生变成剧本，或者会使得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样地爱他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别人把它来弄糟了。

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便是我来改编《杨柳风》为剧本，假如这是别一种书，我就以为太难，只好辞谢了。”

关于书中的土拨鼠，他说，“有时候我们该把他想作真的土拨鼠，有时候是穿着人的衣服，有时候是同人一样的大，有时候用两只脚走路，有时候是四只脚。

他是一个土拨鼠，他不是一个土拨鼠。

他是什么？我不知道。

而且，因为不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并不介意。”

这些话我都很佩服，所以乐为介绍，至于剧本（及故事原本）的内容，只好请它自己来说明，我觉得别无办法了，除非来整篇地翻译。

《杨柳风》与《癞施堂的癞施》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儿童（一岁到二十五岁！

）文学的佳作，值得把它译述出来，只是很不容易罢了。

它没有同爱丽思那样好玩，但是另有一种诗趣，如《杨柳风》第七章黎明的门前之吹箫者，写得很美，却也就太玄一点了，这个我怀疑是否系西方文人的通病。

不过，我们自己既然来不成，那么剩下的可走的路只有翻译了。

这个实在难，然而也顾不得它难，——到底还是难，我声明不敢尝试，虽然觉得应当尝试。

从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迎合社会心理去给群众做应制的诗文的义务，但是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我们却是有的，正如我们应该拒绝老辈的鸦片烟的供应而不得不供给小孩的乳汁。”

这是民国十二年三月里的事，七月二十日在《土之盘筵》一篇后记里说，“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也是同样的意思。

实行到底不大容易，所以至今还是空话介绍，实在很是惭愧，而儿童文学“这个年头儿”

已经似乎就要毕命了。

在河南的友人来信说，“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旧废的，如关税和政治学说都印在初级小学一二年级课本上，那注重儿童个性，切近儿童生活，引起儿童兴趣的话，便是废旧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中国的儿童教育法恐怕始终不能跳出“读经”

，民国以来实在不读经的日子没有多少。

我介绍这两种小书，也只好给有闲的朋友随便读了消遣长夏吧？

八月四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