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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第2页）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汇集起来，综合出来，并在种种新的史观提示指导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也许是这个特殊时代的恩赐，也许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

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弃，否则细大不捐，这就是不是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而是供人查阅检索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了。

当然，反过来说，中国通史也不能是历史学家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取舍。

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张荫麟看来，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当然是能够提纲挈领，只能记录和讲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样的事情才重要，张荫麟根据东西方历史学实践提出五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张荫麟叫做“新异性的标准”

。

所谓“新异性”

，其实说的就是“内容的特殊性”

，就是在历史上的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讲究的是“社会动力学”

而不是“社会静力学”

，所以记录到通史的里面的就是历史上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至于新异性的具体条件，张荫麟在这里还提出了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标准，张荫麟叫做“实效的标准”

。

按照这个标准，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苦乐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么这样的史事无疑就越重要。

第三个标准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

。

张荫麟强调，所谓文化价值标准就是真与美的价值。

按照这个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

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一句这个标准。

第四个标准，张荫麟叫做“训诲功能的标准”

。

所谓训诲功能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按照这个标准，训诲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

旧日的历史学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标准，只是到了近代，新历史学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个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得到。

张荫麟认为，即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应该对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随着学术分工日趋严密，历史学无法将一切训诲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比如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虽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学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应该有地位，应该归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领袖学”

的范畴。

第五个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

。

张荫麟指出，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这就有点“历史发生学”

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个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演化的。

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间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往往强调详近而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