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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第2页）

充当战士的人，虽不能全不务农，但有种专务耕种的农民，却是不服兵役的。

所以《管子》上有士之乡和工商之乡（见《小匡篇》）。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

。

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

士和卿大夫，本来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权和军权，本是混合不分的。

但在古代，不论什么职业，多是守之以世。

所以《管子》又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小匡》）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间，自然生出严重的区别来，农、工、商更不必说了。

此等阶级，如何破坏呢？

其在经济上，要维持此等阶级，必须能维持严密的职业组织。

如欲使农之子恒为农，则井田制度，必须维持。

欲使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则工官和公家对于商业的管理规则，亦必须维持。

然到后来，这种制度，都破坏了。

农人要种田，你没有田给他种，岂能不许他从事别种职业？工官制度破坏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给民用，民间有从事制造的人，你岂能禁止他？尤其是经济进步，交换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间买卖的人，又岂能加以禁止？私产制度既兴，获利的机会无限，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旧制度都成为新发展的障碍了，古代由社会制定的职业组织，如何能不破坏呢？

在政治上：则因（一）贵族的骄淫矜夸，自趋灭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参看第七章）。

（二）又因有土者之间，互相争夺，败国亡家之事，史不绝书。

一国败，则与此诸侯有关之人，都夷为平民。

一家亡，则与此大夫有关的人，都失其地位。

（三）又古代阶级，并未像喀斯德（caste）这样的严峻，彼此不许通婚。

譬如《左传》定公九年，载齐侯攻晋夷仪，有一个战士，唤作敝无存，他的父亲，要替他娶亲，他就辞谢，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

（齐国的两个世卿之家）可见贵族与平民通婚是容易的。

婚姻互通，社会地位的变动，自然也容易了。

这都是古代阶级所以渐次破坏的原因。

奴隶的起源，由于以异族为俘虏。

《周官》五隶：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

似乎后四者为异族，前一者为罪人。

然罪人是后起的。

当初本只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亦将他贬入异族群内，当他异族看待，才有以罪人为奴隶的事。

（参看第十章自明）

经学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屏诸四夷，不及以政”

。

（谓不使之当徭役。

见《礼记·王制》）；古文家言，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

（《周官》秋官掌戮）。

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尽弃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说的制度较早，初期的奴隶，多数是异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谷梁》襄公二十九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

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言：氏族时代的人，不惯和同族争斗，镇压本部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