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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圣贤之说（第2页）

圣贤之说，本来还需要人来掌握和运用，可天下只有皇帝可言或皇帝的代表言人可以发言，圣贤之说，也逐渐转变化的教条，圣贤之说本来是起正面作用的内容，可在病态之下，其不良的一面也发挥了作用。

忠君原则下，不允许圣贤之间在学术上，民族发展理念上的争论，但禁止不了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正面的思想上不允许争论，非正面的私利却争得更加凶猛。

明末党争不可抑制，且愈演愈烈，都是借用圣贤之说在争斗。

明末圣贤之说的负面作用，另一表现出是士族利用其贵族性的一面，垄断利益，限制非士族人士。

士族各党，表面上利用圣贤之说在争斗，在争斗的同时，排弃非士族人员参与，天下事的争斗，只有士族才有权参加争斗，非士族还是要靠边站。

士族各党的争斗是争利益，争官位也是不了争利益。

明末的士族就是展现一种姿态，非士族就是不允许有想法，有做为，高级武将，想表示军事意见，文官政府认定为没有资格，其他一般人更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事务。

本来人生存的世上，除了追求有吃的，还追求精神生活，人是高级动物，不可能没有意思活动和精神追求。

一个农民的追求，或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是有养活后代上。

一个学了一点知识的人，除了用知识挣碗饭吃外，还想找到证明自己拥有知识或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的方法。

这些本是从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需求。

可明末的士族就明确的告诉天下人，所有精神生活都是士族的，你们不必去想，直接就泯灭天下大部分的人追求愿望。

尊圣贤的古代社会，对孟子的民本思想都可以忽视，对一些并非圣贤，还没有名气的普通人，有可能会尊重吗？

没有吃的就不能生活，生存的价值被贵族泯灭，让人失去一切希望，更让人痛苦。

没有吃的人，会发出最后的吼声，放弃一切原则也要多活几天。

泯灭了一切希望，不允许拥有自身价值的人也会处于极度痛苦和悲哀中，极度痛苦和悲哀的人有可能走向极端，范文程就是一种方式。

此崇祯在老早就启用庶族，并运用泰州学派的思想提振人心，用文化运动鼓舞士气。

在识字和文学表达上，普通人确实比不上有功名的士族，庶族和许多普通人也确有一点自卑，此崇祯却尽力展现众人的办实事的能力，崇祯系统的许多人都能安定一方社会，组织和搞好一地的生产，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

明末的贵族或士族对圣贤之说也是利用其贵族性的一面，进行等级区别，压制和排弃其它非士族人员的精神生活和存在价值感。

此崇祯就是反其道而行，争取天下大部分人的支持，也就是说，明末的士族强调士族的高贵性，维护士族的利益，体现贵族的一面，此崇祯强调实际办事的能力，维护民族的利益，体现了平民化的观点。

此崇祯要想得到大部分天下人的支持，就必须尊重天下人的本性，天下人的本性，一要有吃的，是物质本性的要求，二要有生存的价值观，有价值观，才有生存下去的追求，这是精神方面的本性。

能满足天下的人最低精神需求，天下人才有可能支持自己进行民族自救的行动，在经历了近二千年的独尊儒术之后，要想用民放意识激起当时人的自卫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人的最基本要求上，满足当时的人要求。

此崇祯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看到自己生存下去的价值，甚至激起人的信仰追求。

众人能够象个人的生活，才能激起当时人共同办事，维护秩序，修恢水利设施，搞好生产。

搞好生产，才能给人以吃食，众人有了吃的，有人的生活条件下，才能形成一种救当时天下的大局。

圣贤之说，也不能局限于古人或先贤，古人也说过人人皆可为圣贤，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圣贤，当代圣贤的原则能被当代人认识。

崇祯本身是皇帝，本来皇帝也是金口玉言，其言行也可入圣，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圣”

。

皇帝体系的人在理解了崇祯的意图后，却能很好的执行可以比拟当代圣贤之说的言行。

持国人观念，或平民观念，建立普通国人观念的生存发展环境，也制造许多人追求事业或追求信仰的条件，就当时崇祯努力的内容。

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突破儒教限制，允许天下人为了天下发展而讨论或争讨，抑制众党派为了私人利益而而过份的党争。

无论怎样，当时最需要的是一批哲人思维的人才，或培养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有辩证思维的人。